Feeling可高可低，不一定属形而下。

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，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。《中庸》这本书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《孔子世家》主要是讲孔子生平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动，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子思作《中庸》。

在《礼记·中庸》篇也讲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的问题，也明确提出这个思想。这个说明若都写在注解里边太复杂了，太繁琐了。儒士是一个比较宽的讲法，不一定是研究经学的那些儒家学者，而是受到儒家思想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士。所以一直到清代传下来，大概有几百种《中庸》的注解。前面我们讲在《易》之中道、《书》之执中、孔子论中过犹不及，这些包括郑玄庸，用也，都讲了对《中庸》的一些理解、传承。

可是到了朱熹，是以道心惟微为重点。宋代理学家应该说就是从性命之学这个角度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从天理、天道、天命，从人性去发掘《中庸》的深刻意义，所以契嵩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欧阳修对作者是不是子思提出了一些怀疑。

但这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就是皇帝亲自来推行。何晏进一步，认为它是用中的一个常行之德。[27]（宋）朱熹：《大学中庸章句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3年版，第21页。老庄和玄学的人士也开始关注《中庸》，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。

这是二程关于中庸思想的第一句话。先秦中庸思想的发展 《中庸》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庸。

我们说从执中到执两用中，到用中，到中庸，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第一个阶段，它是德行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中庸的思想传承有自，《周易》中的中道、中行、中正观念，《尚书》的执中观念都可视为中庸思想的渊源，一直到孔子以中庸为至德，提出执两用中的思想，中庸开始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。所以，从汉代以后，一直到唐代，历代都接受，都认为子思作《中庸》。

因为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，《史记》是伟大的历史著作，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。《中庸》诠释史，大致经历了德行论、为政论、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。梁武帝、宋仁宗，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理解它。所以《中庸》的历史作用，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，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、关注它，而且儒家以外的其他的哲学、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。

其《中庸》主要取的片段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说治理国家的大法有九项最重要的措施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。

这种理解超过了当时一般人主要是从诚明论理解《中庸》，他是从境界的方面去理解。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，他写文章也常引用《中庸》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何晏、戴颙、梁武帝等人开始以《中庸》为载体寻求儒学与道家、玄学、佛学会通的可能。然后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，这个道统本来有一个传承，传承到子思的时候就面临中断的危险，所以必须要写《中庸》这本书，让它能够传下去，不要失传。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，说中庸的庸是什么呢？庸，用也[6]。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，他说中庸之为德，其至矣乎（《雍也第六》），至德是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德行。子思写了这个书，传授给孟子，所以孟子思想里面也有中庸的思想。可是《中庸说》从二十章开始，它大量讲了很多为政论，如邢昺注重对天下国家九经的阐发。

因为诚明论也可以联系到人性论。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他写的是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。

在儒家的经典学里面，四书就成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。但是到了朱熹，他有一个观点，认为五经好比粗禾，四书好比熟饭，就是谷子带着壳，那是粗的，得把壳去掉，最后才有精米，再做熟了，才是熟饭。

合起来就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从此就有了四书的概念。先是他的朋友石墪写了《中庸辑略》，朱熹不是很满意，替他也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。

过了两年，到他61岁，到漳州做知府，这一年，他做了一件大事，就是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刊，刊印了合刊本，命名为四书。道学的同路人、广义的道学里有重要地位的司马光，也写过《中庸广义》。这表明了中和中庸的概念，到了孔门这个时代，已经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，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智慧。他还给仁宗皇帝写信，结合《中庸》来讲道理，他说《中庸》讲自诚明谓之性，是讲人生下来，本来是有这种天生就有的诚明之性，但及其染之，遂成人也，物也，乃与圣人者差异[17]，圣人与其他人其实都是天生就有这个诚明之性的，但是圣人能够保持，一般人不能保持，会受到俗世的染污，这样就跟圣人拉开距离了。

不仅如此，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，这个变化更大了，郑玄注的《礼记》置了博士，而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不置博士。当然，这也可以说是不偏不倚。

它是在我们人的生活实践里边，最恰当、最合理的一个标准。如贞元十九年科举明经科，明经就是考你经学的学习程度，第二题就是出自《中庸》。

因为理学家讲《中庸》是从心性修养这方面讲，但是仁宗赐《中庸》，是出于政治考虑。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。

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。这是风向性的，皇帝赐《中庸》，当然士子都要学习《中庸》。既然不像是孔子的话，这个作品的作者应该就不是子思。所以，中庸也就是用中。

那么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，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《尚书》，有可疑之处，不是《尚书》的原本，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，把它编成的。朱熹的朋友石墪，重写过《中庸辑略》，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《中庸辑略》完善的工作。

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面记载《中庸说》二篇。从四书入手，直接可以学习到精华，就可以吃熟饭，而不是拿一大盆谷子，要去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，最后才能吃上熟饭。

[3]欧阳修《问进士策》（三），载张春林编《欧阳修全集》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232页。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，叫《吏商》，他说君子有二道： 一个是诚而明，一个是明而诚，认为诚而明者，不可教以利，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，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